学术创新与规范的关系

中国古代文学,尤其是先案文学,已有一两千年的研究史,研究中不但要读这期间的很多研究之作,而且因为很多问题学者们已从各个方面进行过探讨、论述,要有所突破,要有新的发现很难*但是因为先秦文学对后代文学影响大,读这段作品的人多;又由于研究这一段的论著多,写文章、写专著可资参考的材料丰富,所以近20年来,先秦文学的书和文章特别多。首先是同课题研究多。据周建忠同志统计,仅1985年中国屈原学会成立至1989年国庆四十周年之际,出版楚辞研究论著70多部,平均一年18部之多。此后十多年中的情形估计与此差不多。《诗经》研究的情况,大约也与之相近。《诗经》学会、屈原学会每两年一次学术讨论会,每次一二百人。《诗》总共305篇,《楚辞》总共30多篇,则研究工作的重复串可想而知。其次是低层次重复多。还是旧的材料、还是旧的研究方法,把一些人们烂熟的引文转引来转引去,在一些解释起来灵活性很大的问题上各执己见,各言其是,不厌其烦地重复。再次,奇谈怪论多。这也难怪。时代越久远,材料越少,越便于自由联想,任意发挥,所谓“画鬼容易画人难”。1984年我曾给杭州大学郭在贻教授谈到这个问题,郭在胎先生回信中极表赞同,引了王勃“海内存知已,天涯若比邻”两句诗,许以为知己,并且说;“先生谓‘当前国内楚辞研究方面奇谈怪论最多’,此亩是矣*比如有人提出‘女要’为屈原之母,其‘根据’是《北齐书》中曾有称母亲为姐姐的记载。此种怪论,殊堪喷饭,而其以南北朗时的语言材料论战国时代楚人作品则尤为荒谬也。

2016-03-01T15:09:29+00:00